crnm 进入专题： 做空中国
国防支出是保卫相对和平的发展环境，科技、教育的投入是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之源，投资解决再就业和拉动经济。欧美发达国家的前车之鉴，值得关注。
这种故事早已不是新闻，人们已见怪不怪。面对这些教训，我们需要根据中国国情做清醒的分析，在我们还没有落入陷阱前，应该提前考虑如何跨越陷阱。的确，中国梦的最高境界就是能让国人在养老、出行、住房、就医、教育、就业等方面没有后顾之忧。但必须接受的基本事实是，任何政府无法也无力为每一位大病、慢性病患者的手术和治疗埋单。现在英国公民上大学每年需交9000镑学费。
过多依靠国家福利，并不利于培养拼搏精神，而中国眼下最需要这种精神。不过很多媒体都注意到一句话，则是过多靠国家福利，幸福感不见得高。否则，如果过早进入低速增长阶段，就会不可避免地陷入中等收入陷阱。
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人们所说的市长经济。这个目标一旦实现，中国社会今天所面临的很多问题会得到顺利的解决。中共十八大之后，中国新领导层提出中国梦的概念，这是有深刻的社会意义的。实现从中等收入社会到高收入社会的转型需要具有两个条件，一是要有一个有效的政府，二是要有正确的发展战略。
如果可以告诉老百姓，中国可以在2020年或者更长远一些时间，可以没有毒奶粉、毒食物了，癌症村不见了，空气干净了，环境变好了，中产阶级和企业家感到安全而不用外逃了，法治实现而人人都守规矩了等等，就可以相信到那个时候，人们可以安然地做起中国梦来，而不是像现在一样仓促地做西方梦了。后者恰恰是中共十六大以来，执政党领导层竭力所避免的。
需要特别指出的是，流血流汗、承受GDP增长造成的最大痛苦的社会底层，并没有得到高GDP增长所带来的多大的好处，而获益最大的官员和富人可以做投资移民，做环境移民，带着带血的GDP在国外享受他们所追求的生活。很简单，发展仍然是硬道理，没有发展，什么都谈不上。进入 郑永年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GDP主义 中国梦 。这个过程，循环往复，没完没了。
他论述到发展和GDP主义之间的关系。对大多数中国老百姓老说，中国梦并不是那么抽象，而是实实在在的具体的东西。从内部来说，长远看，GDP主义必然是一条自我击败的道路，一条粉碎中国梦的道路。今天不是晚清，中国已经强大。
中共十六大之后，提出了和谐社会、科学发展观等政策导向，开始围绕这些政策导向调整发展模式。所以，这里需要提出的问题是，什么是中国梦？如何实现中国梦？或者更直接一点，GDP主义能够帮助实现中国梦吗？答案可能刚好相反。
但这也就说明了，中国高层在去GDP主义化过程中所遇到的巨大的阻力。这样，中国的城市尽管创造着巨额的GDP，但城市被搞得越来越丑陋，城市居民越来越不幸福。
中国的发展现在处于一个关键时期，一方面经济发展已经不可避免地从高增长转型到中速增长，另一方面要到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。但GDP总量第一的中国，仍然避免不了被拥有非常小GDP份额的英国所打败。在GDP主义思维的主导下，各级官员会根据自己的偏好来解读高层的意图。所以，各级官员避重就轻，转而选择作政府动员式的经济发展。但通过政府动员而追求得到的GDP造成了一个相反的结果，那就是，没有实质性的改革，高GDP增长，社会则越来越不稳定。后者光强调发展，在实践中必然是以政府动员式的GDP主义。
就是说，官员只强调他（她）们任期内的短期发展，在任期内实现他（她）们的GDP目标。GDP主义不仅不能帮助中国实现中国梦，反而会破碎中国梦。
到1840年，中国的GDP仍然占全世界的29%，也就是最高份额。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社会，如果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（即10年至15年内）能够实现中速经济增长，就可以比较顺利地从中等收入社会过渡到高收入社会。
GDP是市场条件下交易的产物，市场交易有一个前提条件，那就是货币化。在城市建设上，每一个新市长上任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，大搞公共工程。
十八大刚刚过去，很多地方领导刚刚到位不久。实际上，对各级政府官员来说，重要的不是2020年或者2030年中国的GDP有多少，中国会不会超过美国。的确，GDP增长很重要，但GDP不应当成为一个政府所追求的目标，而应当是体制改革和创新的客观产物。现在的问题是，改革体制不容易，甚至改革不动，因为体制背后都是庞大的既得利益。
如果懂得了各级政府的这一代领导人，是在GDP主义红旗下长大的这一事实，GDP主义的再次抬头也就不难理解。这里，没有政策和计划的连续性，更没有长远的利益观。
中国如果重新走上GDP主义的道路，必然会步那些不成功的经济体的后路。到中共十七大，更明确提出，发展仍然是硬道理，但必须首先提问是什么样的发展。
但是作为GDP总量世界第二的中国，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应有的尊敬，这是需要人们深思的。新任总书记习近平最近在博鳌的讲话也明确了要通过改革而求发展。
换句话说，GDP主义表面上在追求中国梦，但实际上在扼杀中国梦。一些官员少谈改革，甚至不谈改革，但大谈特谈GDP（国内生产总值）增长。新官上任三把火，要在任内取得一些成绩是必须的，但绝对不能是重返GDP主义。一个工程还没有做完，现任市长就走了，新来的市长往往不再继续原来市长的思路和工程，结果再来一个新想法，再搞市政新工程。
但很显然，各级官员仍然没有可持续发展观，他们所有的只是任期发展观。更早一些时候，亚洲的日本和其他新兴经济体所取得的高GDP增长，都是政府之手和市场之手合作的产物。
从外部看，人们可以从晚清历史学到深刻的历史教训。之后人们不断努力淡化GDP主义，不仅高层这么做，一些地方更是实践去追求没有GDP主义的经济增长，也就是追求质量经济。
异化的GDP很难促成中国人的梦想。异化了的GDP破坏社会改革、发展和稳定应当是中国转型所追求的模式，也就是通过体制改革来追求高质量的GDP，通过质量GDP的增长实现小康社会，达成社会稳定。
